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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漢簡

學荃
1995年12月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名詞解釋:

  今甘肅省河西疏勒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竹、木簡牘,因首次發現於敦煌而得名。  (一)發現史 自本世紀初到80年代共出土如下8批:

1.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在敦煌西北烽燧遺址發掘708枚。
 
2.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烽隧遺址以及在安西、酒泉兩縣境內共發掘189枚。
 
3.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古城發掘17枚。
 
4.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西北小方盤城遺址附近發掘49枚。
 
5.1977年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花海烽燧遺址發掘91枚。
 
6.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單位在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發掘1,217枚。
 
7.1981年敦煌市博物館在敦煌縣西湖酥油土以北烽燧遺址發掘76枚。
 
8.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館在文物普查中陸續於後坑墩等地採獲137枚。
以上簡牘總數達2,480餘枚。第1、2批簡牘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第4批藏於臺北圖書館,其餘幾批分藏於甘肅省文物古各研究所、敦煌市博物館等單位。

  (二)內容和形制 絕大部分是漢代敦煌郡和酒泉郡所屬各烽燧的文書檔案,內容多數與屯戍活動有關。由於各批出土簡牘的不斷積累,對於漢代屯戍活動以及對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充分的原始資料。一些爭論了幾十年、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關於玉門候官及其管轄範圍、玉門關址、屯兵與屯田活動等等,祇要將這些出土簡牘與文獻記載相印證,進行深入地探索,就不難找到答案。馬圈灣烽燧遺址所出王莽派往西域約五威將王駿的幕府檔案,具體再現了西漢末年王莽為擺脫因篡奪劉氏政權而引發社會矛盾愈益劇烈的困境,對西域各國發動不義戰爭的情況。此外,還有詔書的抄件,其中最突出的是玉門花海烽燧中出土的一枚37厘米長的七面稜形觚,上面212字中的前半部133字,據考證是武帝遺詔,可補史書關於武帝詔立太子劉弗陵一事記載的不足。其他如律令、曆譜、字書、醫方、算術書、水利書、相馬書及私人函扎等類的簡牘,數量雖很少,也都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敦煌漢簡的出現,使我們看到了簡牘的實物。在這2,000多枚簡牘中,各種形制比較齊全,有一般書寫一行的簡、還有在稍寬的簡上書寫兩行字徑稱為「兩行」的簡、多面棱形的觚、書寫多行文字的長方形的木牘等等,另有為數不少的柹,這是寫錯或者利用舊簡時以書刀削下的竹、木廢片,上有殘存的字跡,俗稱削衣。簡一般長23.3厘米,合漢尺一尺,用麻繩以兩道或三道編綴成冊。  (三)敦煌漢簡的研究和學術意義 歷史上發現的簡牘實物早已亡佚,本世紀初敦煌漢簡首現於世,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由於最先被外國人發掘和整理,對其研究一起步就具有世界性。迄今80餘年來,隨著簡牘不斷出土,其有裨於史學,越來越被學者共識,世界各國很多學者都參加到研究的隊伍中來了,中國簡牘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羅振玉、王國維於法國沙碗(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發表首批敦煌漢簡釋文和簡影的次年,即1914年,出版合著的〔流沙墜簡〕,收錄敦煌漢簡近600枚,這是中國研究簡牘的開端。該書運用考據學研究簡牘,成續卓著,其方法和論點一直到現在仍然影響著國內外對簡牘研究的思路,奠定了簡牘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敦煌漢簡的發現和研究,揭開了現代簡牘學的第一頁,簡牘學的創立,其功自應列於榜首。

敦煌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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