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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文教育思潮

程運
2000年12月
教育大辭書

名詞解釋:  「西語文教育思潮」肇因於清末對外交涉的需要。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於咸豐十年(1860),設總理衙門辦理外交事務,然以中外語言文字不同,國際交涉種種儀文均無人通曉,深以為苦,乃於同治元年(1862)由總理衙門倡議,設立京師同文館,遂開西語文教育的先河。   同文館成立之初,僅設英文科,後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增添天文、算學、化學、格致、公法各科。同治二年,李鴻章奏設廣方言館於上海;三年,瑞麟奏設廣州同文館於廣州,均以教授西語文為主,而以京師同文館為總機關。其後由學習西語而閱讀西籍、翻譯西書,較初倡時僅以造就技術人才為目的,學習已有所不同。光緒十年(1884),張之洞又在湖北創設自強學堂,以練習西方語言文字為主。自此設立西方語文學校日多,於是西語文教育乃蔚為思潮。   清末西語文之學習,開始時只在造就應付洋務的技術人才,繼而則擴及通曉西洋國情;如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疏〕中說:「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皆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藝,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又李鴻章〔奏設外國語言文學館疏〕中亦說:「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當時精通西語者身價甚高,且因中外大事會商,均賴其傳譯,弊害甚大,故李鴻章指陳:「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之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僱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洋務為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迄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可見清廷對此之重視。   關於培養翻譯人才方面,馬建忠於光緒二十年(1894),更建議設立翻譯書院,他說:「外洋各國其政令之張弛,國勢之強弱,民情之順逆,與其上下一心,相維相繫,有以成風俗禦外侮者,率皆以本國語言文字,不憚煩瑣而筆之於書。……中國士大夫其泥古守舊者無論已,而一二在位之士,又苦於言語不達、文字不通,不能遍覽其書,遂不能遍知其風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則欲使吾士大夫在位者,盡知其情實,盡通其甕蔽,因而參觀互證,盡得其剛柔操縱之所以然,則譯書一事非當今之急務歟?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戰勝於疆場則然,戰勝於廟堂亦何獨不然。」事雖未成,然以翻譯為維新自強之要務,已漸成朝野的共識。   甲午之役,日本以蕞爾島國竟一戰而勝,於是中國積弱腐敗之弱點完全暴露,士大夫受此重大刺激後,深知維新三十年,而仍敗於日本,實由於仿西法之不當。其時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建船政局,以及各國教會醫院,譯出之書甚多,但仍不足以言學術之研究,以是李鴻章遂主張從日文譯西籍,較為便捷。其理由是:第一,日本維新後,銳意翻譯西學之書很多;第二,日本與我為同文的國家,漢學居其十分之六七,故其音少,無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闊,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既多方便,則翻譯時必能用力少而獲益鉅。張之洞亦說:「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改訂學堂章程,規定中等以上各學校必習西語文;其所持的理由是「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此居奇,而所譯的書又多悖謬,以冀欺世而惑人」,致此之由,都因中國人精通西語文者甚少的緣故。因此,張之洞主張中學時代對於西文必具備基礎,大學堂無論經學、理學、中文學、史學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後所用乃廣。   清末西語文教育思潮,對後來的教育影響很大。首先養成了很多外交人才,如陸徵祥、唐在禮、唐在復等,都是出於同文館、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其次,大量介紹西洋的學術思想,翻譯的書籍很多,如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即指出:「曾文正開府江南,設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為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文館及西方之設教會於中國,相繼譯錄,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約三百種。」舉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史地理等各方面之書籍,均有譯本。至於個人譯書最有成績的,有嚴復、林紓;書局譯書則以中華、商務為多;其他學術團體,如尚志學會、科學社、學藝社、教育改進社等所編譯之書籍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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